近日，发改委、工信部等11部委联合印发《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》文件，提出在5年时间构建6大体系，到2025年，中国标准智能汽车的技术创新、产业生态、基础设施、法规标准、产品监管和网络安全体系基本形成，有条件自动驾驶的智能汽车达到规模化生产，高度自动驾驶的智能汽车在特定环境下市场化应用。
智能汽车既是人工智能与机械化的结合，也是信息文明时代人、社会和智能相互融合的一种方向，是智慧城市的一个要素。构建智能汽车的6大体系，是同时发展实现目标，还是分时间和重点一个个突破，这个问题还需进一步探索。而智能汽车能不能上路，既在于技术是否实用，也在于与之相关的社会要素是否配套，因此，尽管智能汽车的6大体系需要推进，但还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套发展，例如伦理和法规。
按照科技与社会关系的架构，技术的发展在先，它是一种创造性的推动力量，因此，技术是先行者，之后，人类社会需要制定相应的规则来适应技术创新。现在的智能汽车就是如此。一方面，需要对原有的交通规则进行修改，或者重新制定智能汽车时代的交通规则，另一方面，必须要解决智能汽车的伦理问题——对人类社会的伤害减到最小，或接近零。这是1967年由哲学家菲利普·福特提出的哲学难题，在智能汽车时代，这一问题可能会更加凸显和尖锐。
无论智能汽车的技术如何尖端和适用，道路基础设施如何先进，智能汽车上路也会有产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。在事故将要发生之前，AI的选择是挽救路人还是保护汽车中的乘客，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。
2018年8月，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《自然》杂志发表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结果，揭示了自动驾驶汽车在全球不同国家的伦理偏好，以及这些偏好的一些区域差异。对233个国家的受访者进行的调查表明，不同社会的伦理具有共性，保护人类的生命，而非其他动物的生命；拯救多人的生命，而非少数人；保护年轻人的生命，而非老年人。
同时，智能汽车无论是否出现事故，法律上该负什么责任，也必须在智能汽车上路前都应当制定出规则。而如今，社会配套方面并没有制定相应的规则。2018年3月18日晚，美国Uber的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撞上了49岁的妇女伊莱恩-赫茨伯格，并导致其死亡。2019年11月19日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(NTSB)宣布，车祸的主要原因要归咎于Uber脆弱的安全文化，公司的法人代表(董事长或CEO)要负主要责任。但是，这并非是法律上的判决。而且，当时Uber自动驾驶汽车上还有一名安全员，并非完全无人驾驶。
在未来，如果完全是无人驾驶，出现事故是公司法人负责，还是智能汽车的设计者负责，抑或智能汽车的运营者、审批者负责，或者是其都有责任？种种伦理和法规，都是需要在智能汽车上路之前就应当解决的问题。因此，尽管智能汽车有必要推进6大体系，但是，技术创新与伦理法律也应当同步进行。
(责任编辑：戴贤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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